三国时期吴国的少数民族详解,试论孙吴民族政

《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载: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蠭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

孙吴立国江东,疆土辽阔,囊括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东汉时期,这一带得到了一定的开发,但仍较落后,“开发地区只限于平川和交通发达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据地甚广,“半数以上的人口是山越和蛮夷,他们多居住在深山”[1]。无论是求生存还是求发展,孙吴都必须解决民族问题,为此,孙吴采取了镇、抚两手政策,对此,前辈史家早有论述。但孙吴统治者往往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至少其侧重点不同,对此,很少有人涉及。孙吴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东南地区的山越、长江中游的蛮族、岭南地区的俚族,现试分区略作述论。

以上一段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提到民族差别,甚至连族名都未涉及。到孙权采纳诸葛恪掠夺山民充兵的计划时,拜恪为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说明《诸葛恪传》所指系越族。可见当时汉越之间的民族界限已显得若有若无。其中所谓“逋亡宿恶,咸共逃窜”,显然是指因反抗孙吴的统治而逃避赋役的汉人。不屑说,山民大多数是已经大致汉化了的越族遗民。史言山民好武习战、敢于反抗强暴。官兵前往镇丵压,他们惯于用待机伺隙、集中突击和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因此,封建统治者难以令其就范。吴越之地自古即出铜铁,山民能铸造兵器,食物以粮谷为主。《诸葛恪传》叙述恪降伏山民的方法是:“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人。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可知山民的生活方式与务农为生的汉民并无二致。正因为这样,所以史书上经常不称越民而只称山民。山民与汉民的区别,主要在于山民不给孙吴统治者当兵纳粮。由于山民已基本丧失民族凝聚力,所以便不足威胁到孙吴政权的生存,往往被具有军事知识的将领所征服。如同一般史料所昭示,好像纠纷只是从镇丵压的官军和逃避赋役的山民之间产生,实际,质朴的山民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只能受大小头目的摆布。孙权称帝后,鄱阳太守周鲂为了谲诱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曾写了假降信,言:“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备二百纽”,以便由他转授给鄱阳山越诸魁帅,奖励他们叛吴投魏。由此可知山越中的大小头目是够多的。他们为了霸占山民的劳动果实,自然不愿看到山民出来为吴国政权当兵纳税。所以封建史书所述吴政权与所谓“山越”的矛盾,主要还是吴政权和山越上层分子争夺人力物力的矛盾。

一、山越政策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山越情况要作具体分析,比如以上所说山民“时观间隙,出为寇盗”之类的事就不能简单地视为山民出山抢掠,因为山民不过是魁帅肘腋下类似农奴般的依附者。只有大小魁帅才能挑起事端并从中获得好处。而孙吴与山越双方的上层人物对事端发生的责任也有大小先后的差别,其中孙吴统治者是发动战争的主要负责者。因为孙吴统治者不仅要从山越那里侵占土地,而且也要从山越魁帅手中夺取兵源和劳动力,即所谓以山民“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翻看一下《三国志·吴志》各传,即知孙吴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一直与讨伐山越的战事相始终。孙策初到江东,即提出“取吴、会,平山越”的两大军事目标。而当时孙策的敌对军阀也力图利用山越遏制孙策,如《资治通鉴》卷62建安三年载:

山越左右孙吴内政外交,治吴国史者无不用力于山越问题之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有关山越政策,我们同意史家们的观点,即采取高压政策,但同时我们想补充几点,第一,研究山越政策必须首先界定山越概念。我们认为,山越有专指和泛指之分,专指山越特称山居的越族后裔,泛指山越则包括山居越人及与其共居的入山汉人。不论专指还是泛指,山越都只分布在扬州,其与山贼、山民、宗部等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只有明确山越概念,才不至于把与山越无关的政策也看成山越政策。如宗部,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是以宗族为核心的武装组织”[2],胡守为先生称之为“江南的坞壁”,孙吴对宗部的进攻,具有消灭割据,统一疆土的意义,虽然有的宗部也拉拢山越,但我们不能把孙吴消灭宗部的行动都说成是对山越的进攻。第二,山越政策也并非始终如一,至少其侧重点有所变化,孙策与孙权,孙权前期和后期,其山越政策就都不尽相同。孙策是创业之主,其主要使命是夺取江东,这就规定了他攻击的对象首先是地方政治代表(如汉扬州刺史刘繇、会稽太守王朗、豫章太守华歆、吴郡太守许贡、袁术部将庐江太守刘勋等),同时,孙策以袁术部将身分渡江,俨然一支袁术入侵之师,受到江东大族的疑忌和怨恨[3],因此,孙策与江东大族矛盾甚巨,况且,地方政治代表与江东大族联系密切,有时二者如同一体,因此,孙策攻击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地位较高者,主要攻夺政治中心即郡县治所,而不是深险山地。尽管山越有时依附于江东地方政治势力,但他们本身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为此孙策并不将山越作为心腹之患,对山越进攻相对较少,有学者甚至说,“孙策好似尽量避免与山越冲突,只有在山越有碍于己时才给予一击”[4]。当然,孙策在攻取江东时,必然会与武装豪族即宗部发生冲突,如《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载:“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人,处处屯聚。”注引《吴录》曰:“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可见斗争之惨烈。

袁术遣间使印绶与丹阳宗帅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共图孙策……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阳太守……进住泾县,大为山越所附。于是策自将讨祖郎于陵阳,禽之……即署门下督,军还,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导,军人以为荣。

但在孙策看来,“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擒耳”,其威胁远较地方政治代表小,因此当攻下吴郡,吴景等人提出先消灭严白虎等,再攻打会稽太守王朗时,遭到了孙策的断然否决。孙策在“据会稽,屠东冶”,消灭王朗势力后,才回头消灭严白虎等割据势力。有的地方割据豪强与山越是有联系的,特别是一些险县大帅如祖郎、严白虎等与山越关系密切,孙策在消灭这些割据势力时,必然要进攻依附这些豪强的山越,并且泛指山越也往往包括这些与山越联系密切的豪强,所以,孙策即说:“取吴会,平山越。”[5]但孙策进攻的重点仍然是地方政治代表,其社会地位较高,所以《三国志》卷14《魏书·郭嘉传》云:“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我们可以就孙策对严白虎和王朗的态度说明这个问题。《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曰:“策自讨虎,虎高垒坚守,……进攻破之。虎奔余杭,投许昭于虏中,程普请击昭,策曰:`许昭有义于旧君,有诚于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孙策“舍之”的真正原因应该是觉得严白虎这样社会地位较低的豪强已没有多少威胁了,许昭“有义”、“有诚”当只不过是漂亮的幌子而已。孙策待王朗的态度则截然不同,《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传》曰:“孙策渡江略地,……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王朗从山阴浮海逃到东治,应该说是长距离逃避了,但孙策仍不放过,一直追到东冶,并“屠东冶”。注引《献帝春秋》曰:“孙策率军如闽、越讨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为兵所逼,遂诣军降。”孙策为何对王朗如此紧追不舍,不捕获不罢休呢?只因王朗为汉会稽太守,又为“儒雅”之士,社会地位高,影响力大,所以非消灭不可。孙策对一些与山越密切的豪强却能重用,如祖郎,《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策遂诣丹扬依舅,得数百人,而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同书卷51《宗室孙辅传》注引《江表传》:“策既平定江东,逐袁胤。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策自率将士讨郎,生获之。策谓郎曰:`尔昔袭击孤,斫孤马鞍……'”可见,祖郎应是宿敌,但孙策抓获他后,即“破械,赐衣服,署门下贼曹”。

的民族界限已很轻微。孙权继立以后,也首先“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当孙权于建安八年西伐黄祖时,因“山越复动”,只好回军,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所谓剧县即指山越反抗较多的县。据《三国志》卷54《吕蒙传》载:

吕蒙……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害:欲罚之,蒙曰:“贫贼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母哀而舍之。

可知讨伐山越,是吴人猎取功名的一个有利可图的途径,因为战胜一个失去民族凝聚力的散漫群体,总是危险小而成功易。所以虽童稚如吕蒙亦欲借讨山越,一显身手。《三国志》卷46《孙策传》载:

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

以上言严白虎等为“吴人”、“群盗”,而不提其为山越;《三国志》卷56《吕范传》亦称严白虎为“强族”而不言他是汉人或山越。裴松之在《孙策传》注中发表意见说,“于时疆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这就明白指出严白虎和祖郎都是山越强宗骁帅了。从总的情况看严白虎是山越大帅,当无可疑,可是事实上他已同汉人强宗豪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史书上就经常不指出他的族类而只称之为吴人或“群盗”、“强族”、“强宗骁帅”。所有这些,都表明严白虎的山越族性已若有若无、和汉人基本没有什么差别。这也是孙吴君臣所以乐于首先降伏山越的原因所在。《三国志》卷58《陆逊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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